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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小姐和小腊肉:新时代中国电影如何提升核心竞争力

2019-06-12 09:19 来源:本站整理

数字小姐和小腊肉:新时代中国电影如何提升核心竞争力

赵葆华(资料图片)

  我们的新时代,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电影走进新时代,这就要求中国电影要用新形象承载新时代精神,助推新时代前行,助推践行伟大的中国梦。

  回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2001年,那时中国电影年产故事影片只有88部,全年电影票房才8.9亿人民币。2017年,中国年产故事影片数量高达798部,全国电影票房全年已达559.11亿元,其中电影《战狼2》单片票房突破56.7亿。它证明中国电影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生产大国,时下全球拥有银幕量15万块,美国拥有银幕40759块,中国拥有银幕已超过5万块,且以平均每天新增银幕19块的速度,超过美国和加拿大银幕数的总和,位居世界第一。我们应清楚地看到,电影产业迸发蓬勃活力的背后,国产电影业已成为文化领域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之一。

  中国电影正处于历史最好的发展机遇期,与之相伴的,是诸多我们急需认清的挑战。

  反思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

  站在新时代大门口反观中国电影,我们看到些许隐患和欠缺。中国电影当下的主要矛盾可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同国产电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产生于以下现实:中国电影面临外部巨大挑战和压力。根据2012年2月“中美电影协议”,每年要进口34部好莱坞大片,这些大片凭着强势出场、弱势出局的理念,凭着大资本、大制作、大明星、大宣传,来势汹汹意欲席卷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大兵压境”,如果中国电影市场多数被好莱坞影片占领,中国文化安全必将受到严重威胁。中国电影守土有责。国产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殊死对抗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崛起,但与此同时催生了一种市场生态现象:过分倚重市场效应,以票房成败论英雄。由此又生发了创作观念上的变异:过分倚重娱乐精神,以找乐本事论英雄。创作出现畸形发展,国产电影生态失衡。这种失衡可概括为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大行其道。称其轻,是指时代质量过轻;称其小,是指思想力量过小;称其悦,是指娱乐狂欢一类电影,悦电影太多,近乎泛滥。我们缺少黄钟大吕之作、缺少振聋发聩之作、缺少经典风范之作、缺少对所处大时代的充分认知和对责任担当的充分认知。

  面对如此内忧外患,中国电影必须明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电影业不仅仅是娱乐业,也不仅仅是技术工业,而是文化产业、内容产业,更是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据此我们认定,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唯有提升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才能确保中国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比拼当中获得良性可持续发展,才能肩负起新时代赋予中国电影的时代使命:建设文化强国,助推践行伟大中国梦。

  核心竞争力来自人物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关键点是讲什么人的故事,传递什么样的精神。影视作品中的人物精神会对国民精神产生深远影响。反思我们的银幕形象和银幕品格,一段时间以来,世俗品格过重,英雄品格过轻。聚焦人物塑造上,风行娱乐狂欢重口味、自我解嘲、自我调侃、自我矮化、自我轻贱。

  时下,写凡人小事已成为电影创作的常态,然而时下的平民书写,过分倚重世俗图景,轻慢崇高,人物流于世俗化、粗鄙化。凡人小事就要堆砌情绪、展示人性猥琐、乐此不疲地描绘兽行兽欲、热衷于情色消费与颜值消费吗?我们不应降低审美底线,凡人小事更应当呼唤人性的高洁,对美好人生、生命尊严和幸福愿景的守望需要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开掘。

  小儿小女、小魔小妖、小情小调虽也需要,但久违了的黄钟大吕与英雄书写自然会掀起热潮。《战狼2》横空出世,创造了国产电影票房的奇迹。影片男主人公冷锋的英雄形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匡扶正义和救危扶难,而是置于全球化语境下,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春节档热映的影片《红海行动》表现了蛟龙突击队8名突击队员救助侨民的英雄行为,影片所歌颂的当代英雄提振了民心民气,呼应了新时代的民族精神诉求。

  1600年前,中国古典文艺评论家刘勰曾提出,文艺作品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又指出“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宋代张载提倡文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文以载道是中华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表现人物崇高境界是电影人的责任与使命之所在。中国电影一直有关注现实、聚焦人民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代表作品《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渔光曲》,40年代优秀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皆生于乱世,但也都在抨击社会黑暗的同时释放出积极向上温暖人心的精神力量,给观众留下极深的时代烙印;中国电影也一直有关注现实、讴歌英雄的优秀传统 ,上世纪50年代和上世纪60年代问世的《上甘岭》《董存瑞》《英雄儿女》等影片,鼓舞和滋养了几代人的成长。

  在我的电影创作生涯中,一直在努力回答应该给观众看什么这一问题。2002年团中央有关部门约我创作青少年时期的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的电影剧本,以引领社会风气。那时青少年正狂热地追星。翟俊杰导演和我达成共识,要为时下的青少年树立另一种偶像——革命青春偶像。于是我写就了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影片讲述了青少年时期的邓小平如何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如何追寻他视为引路人、视为兄长的周恩来的足迹,并在法国寻找革命火种、开启民智提振民心,唤起民族大觉醒的故事。导演翟俊杰凭借该片获得了华表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诸多奖项,我的同名电影剧本也获得了第七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2014年我创作了电影剧本《邓小平在黄山》,力图为时代立传。该片聚焦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有意规避宏大叙事、史诗呈现,而专注于写邓小平在1979年夏初的一个假日,带领全家上黄山,名为休假实为考察这件事。我把黄山浓缩为呈现中国社情民情的舞台,让邓小平的所思所愿接受时代与人民的双重考核。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惊涛骇浪;看似歌舞升平,实则千军万马;看似小小黄山,实则牵动全国。我凭借该剧本获得了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伟人与英雄必然崇高,小民同样可以崇高。只要超越一己欲望,将自己的幸福愿景同中国梦融合在一起,就能一步步走向崇高。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三个主人公,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潮”和“下海潮”,他们沉沦过、拼搏过,趁势而起,又几度潮起潮落,但他们始终守望着他们的人生愿景,终于悟出人生的意义,赢得生命的尊严与事业的荣光。影片以成东青、孟晓骏、王阳三个人的成长史和精神史带出了改革开放的当代史。

  核心竞争力来自艺术表达

  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看怎样讲。怎样讲,事关艺术表达。电影只有被观众欣赏和阅读,电影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